昨日，“医学界”联合复旦团队正式发布《医务工作者健康科普实践与需求调研报告（2026）》，用近千名医生的真实数据，揭示科普现状。
为更好地理解报告内容，“医学界”特邀调研团队及行业专家深入解读。
撰文丨郭雪梅
如何让医务人员在健康科普中坚守专业底线，让权威医学声音有效抵达大众，已成为当前医疗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。
结合最新调研报告，“医学界”特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少晶教授、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王帆教授，以及医学界市场调研与洞察部负责人杨传敏、健康科普部刘一婷，基于调研数据，对当前医务人员科普现状与核心问题进行深度解读。
孙少晶
复旦大学新闻学院
王帆
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
杨传敏
“医学界”市场调研与洞察部
刘一婷
“医学界”健康科普业务部
以下为对话实录：
调研报告真实反映医生科普现状
医学界：这份报告是在怎样的行业背景下启动的？其调研初衷与核心目标又是什么？
孙少晶：一方面，我国健康科普发展十分蓬勃，我们团队也已开展了一系列前期相关研究；另一方面，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发布了《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负面行为清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负面行为清单》），为医生开展健康科普提供了重要指引与参考。
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下，我们与“医学界”深入沟通交流后，认为非常有必要针对医生群体开展健康科普专项调研，帮助大家更清晰地认知现状，推动医生健康科普工作更加规范，更好地服务于“健康中国”建设战略。
杨传敏：基于300万医生数据库，“医学界-医米调研”一直关注追踪行业大事，医生个人品牌打造和健康科普就是其中一项。此次和复旦大学团队合作，专家们对问卷进行了更专业的升级，更贴近行业生态，也带来了更深入的洞察。
医学界：报告中有哪些值得医生重点关注的发现？又折射出医生做科普的哪些真实现状？
杨传敏：第一，数据表明，中国医生已从“主动经营个人品牌”迈向“全面参与健康科普”。 超过四分之三的医生有过健康科普实践，其中主任医师的参与比例更是高达85%。
“怎么做”仍然是制约医生高效、高质量开展健康科普的主要障碍。去年我们的调研中，56%的医生表示“缺少内容制作技巧”；而在今年近千个调研样本中，又有六成医生自述曾遭遇平台判定违规。
不同职称医生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“参与—投入倒挂”现象。主任医师的科普参与率最高（85%），但个人时间与金钱投入最少；住院医师的参与率相对较低（66%），然而一旦参与，其投入的时间与金钱反而最高。
除了不同年资医生在临床、学术、资历和能力上的客观差异外，这一倒挂现象也反映了定位上的差异：高年资医生更倾向于“公益与品牌管理”，而年轻医生则更有“内容创业”的热情。
这也提示我们，平台和医院若想有效赋能医生科普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，而应针对不同职称医生分层设计支持方案。
医学界：从本次调研数据来看，最让您印象深刻的发现是什么？
王帆：最超出我预期的一点是，原本以为《负面行为清单》出台后，医生做科普的频率会有所下降，但实际数据显示，总体的科普频率并没有出现显著下降，也能看出医生做科普的需求和动力是很稳定的。
孙少晶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医生健康科普的渠道使用情况。和我们此前的印象形成很大反差，大众直观感觉抖音、小红书等新兴平台上健康科普内容非常多，但从整体医生群体来看，对新兴平台的使用比例其实偏低。
刘一婷：本次调研显示，医生开展科普的主要障碍集中在方法技巧不足、时间精力有限以及对合规边界的困惑上。
“医学界”作为长期服务医生群体的平台，我们一直投入解决这三方面问题，比如基于患者真实搜索数据建立了科普灵感选题库，帮助医生从“患者真实困惑”出发确定内容方向，提供合规预审支持，帮助医生守住《负面行为清单》明确的底线。
“科普纳入职称晋升”还需更多细则
医学界：调研显示，77%的医生参与过健康科普，仍有23%未曾尝试。结合数据与当前政策环境，您认为医生开展科普最核心的障碍是什么？
王帆：首先需要明确，这是抽样调研的结果，代表的是参与样本的情况。
在没有参与科普的医生里，最核心的障碍主要有两个。
一是现在医生科普越来越“卷”，对技巧、策略和专业支持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医生在科普方法上还有明显的需求；二是时间问题，医生本职临床工作非常繁忙，开展科普会占用大量时间，医生在平衡本职工作与科普方面也有实际的困难。
医学界：结合调研，《负面行为清单》对医生科普产生了哪些影响？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孙少晶：《负面行为清单》试行半年来，整体得到了医生群体的普遍认可，既体现了国家对健康科普工作的认可与支持，也能规范当下科普环境中的乱象，避免负面效应反噬医生公信力与医疗行业信任度。
从实际影响来看，政策最直接的作用是让医生明确了科普的底线、界限与红线，为科普规范化提供了基础保障。
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到，这种影响目前还停留在浅层次，政策最终能否发挥长效作用，仍取决于不同层级医院、科室的执行力度，距离激活科普活力、提升科普质量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我们需要警惕政策温差导致的防御性沉默，通过更细化的指引，让底线清单转化为规范与激励并重的行动指南。
医学界：科普纳入职称晋升的政策落地情况怎样？调研反映出哪些问题？
王帆：从调研数据来看，只有18%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医院的相关政策明确且已经落地，整体比例不高。
核心原因可能是，在具体地方和医院的操作层面，科普纳入职称晋升的明确指标、可操作条款和量化换算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。如果能把细则进一步落地，我想将会对医生做科普起到明确的指导作用。
优质科普需要更多认可与激励
医学界：不同专科医生的科普参与度有何差异？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王帆：从调研结果看，参与度比较高的是中医科、全科、社区科室，其次是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，特别是中医科的参与度很高，这说明中医领域医生和公众沟通的意愿非常强烈。参与度相对偏低的是口腔科，这个结果和2023年我们做的一个类似的调研结果相比有所下降。
专科之间的差距，主要还是和公众需求结合度、科室工作属性有关。
比如中医科、全科和民众直接沟通的时间更长、场景更多，科普的天然优势更明显。不过从整体来看，基本没有完全不做科普的专科，现在一些医技科室都开始参与，科普已经覆盖到各个科室。
医学界：医生做科普多靠兴趣与责任，经济回报仅占11%。这种非功利模式对科普长期生态是利大于弊，还是存在隐忧？
孙少晶：科普不应只被视为医生的奉献，它也是医院重要的降本增效工具。
调研显示，科普带来的最大回馈是“沟通成本降低”。让医生在视频里讲一次，能省下诊室内一万次的重复解释，这是最廉价的数字化良药。但也正因其具备如此高的临床与社会价值，健康科普不能仅靠个人兴趣与奉献精神。
因此，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精神支持层面，需要为优质科普提供实实在在的认可与激励，包括职称认定、评价体系、合理回报等，才能让健康科普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医学界：职称越高的医生科普积极性越强，初级医师投入时间却更多。不同职称医生的科普痛点与需求有何差异？如何提供更精准的支持？
王帆：科普确实存在马太效应，高职称医生本身有权威背书，做科普更容易、影响力也更大。
初级医生投入时间和精力多，从权威性角度来看不如高职称医生，但他们的优势是创新力强、表达更真实鲜活，未来需要获得更多平台支持和展示机会，在科普中彰显自身价值。
针对不同群体的支持，高职称医生可以引导深耕细分领域，甚至可以发挥权威优势，去关注和普及那些平时被忽略、但很重要的冷门健康议题，填补科普空白；初级医生可以发挥创意特色，“换道超车”。
我这里还想特别强调一点，医生科普是需要各个级别医生共同努力的，无论是医政管理部门，还是平台渠道，都应当通过各种方式，给年轻医生更多的支持，让他们更愿意发声、更好地发声。
孙少晶：不同职称、不同层级医生的科普痛点和需求差异确实比较明显，这也是我们提供精准支持的关键。
一方面，医院要建立分层分类的培训与支持体系，另一方面平台也需要优化算法规则，适当向基层、年轻医生倾斜流量，打破起点不平衡的现状，让不同层级医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普路径。
而在这种赋能过程中，我们还必须正视医生的权利边界。调研中超过40%的医生关注账号的个人属性。在数字化时代，科普账号已是医生的“第二执业证”。如果能将账号主权与量化换算标准同步落地，会对医生做科普形成非常大的激励。
如何为医生科普工作更好地赋能？
医学界：调研样本中，近六成医生曾被平台判定违规，“跨专业点评”“震惊体标题”为主要原因。这反映出科普领域存在哪些问题？
王帆：这个现象最核心的问题，是医生在做科普的时候，对于规则边界的理解不够清晰。政策要求、平台规则、监管标准层层传导下来，医生有时候很难准确把握规则边界，有些不小心碰触规则其实是无意识的。
同时也反映出，卫生主管部门、网络监管部门、平台和医生之间，应当增加更多交流和沟通的平台，形成共治思维和协同机制，在对医生赋能时，也不能只注重科普技巧培训，忽视规范性的指导，这也是接下来需要补齐的地方。
医学界：68%的医生担忧低质AI与数字人科普误导公众。AI科普应明确哪些合规边界、标注规范与质量底线？
孙少晶：AI进入健康科普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，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，也不能放任不管，核心要坚守“人在环中”的原则。
首先，AI生成、数字人制作的健康科普内容，必须进行清晰、显著的强制标注，严禁无标识混淆公众；
其次，要明确质量底线，涉及疾病诊疗、用药指导、健康判断等核心医学信息，必须经执业医生严格审核把关，AI只能用于字幕生成、视频剪辑、素材整理等辅助环节，不能替代医生的专业把控。
此外，要划定合规边界，严禁AI生成超出执业范围、缺乏科学依据、制造健康焦虑、夸大误导的内容。未来健康科普的主流模式，一定是医生与AI协同，用AI提升效率，由医生坚守科学、伦理与合规底线。
医学界：结合本次调研与政策趋势，医生未来做健康科普，应重点把握哪些核心方向？
孙少晶：除了要主动学习和适应当前传播生态、认识AI技术的双重性，医生还要关注公众健康需求的多样化与异质性，主动挖掘、预判潜在需求，补齐罕见病、小众健康问题等内容短板，不盲目追逐流量。
此外，要打通线上科普与线下临床服务的连接，线上科普身份与线下医生身份相互统一，让科普助力医患信任提升，实现线上线下良性互动。
调研揭示了一个长久被忽视的现象：医生的科普卡点往往不在于医学知识，而在于医学信息的“视觉转化”。
目前，高质量、去商业化的循证医学素材仍有巨大缺口，导致很多医生在解释复杂机理时“有口难言”。多方力量若能协助构建公共性的医学底层资源库，将是突破科普效能瓶颈、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最高效的路径。
王帆：未来医生做科普，最重要的是找准自身定位，先要了解政策规则、掌握科普技巧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，差异化竞争。
更关键的是，医生科普一定要和本职工作深度结合，要落到可衡量、可落地、可持续的健康成效上，应真正融入基层，让科普落地，解决社区健康科普最后一公里的问题，用科普赋能慢病管理、患者教育，把“讲话的科普”变成“实践的科普”，让科普成为医务人员、科室、医疗机构的发展增量。
刘一婷：健康科普应当始终从患者的真实困惑出发，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传播之间找到平衡点。政策规范的收紧实际上为专业内容创造了更清晰的表达空间，合规不是对医生科普的限制，而是鼓励更多的正规军参与进来。
我们过去已经与1000+三甲医生开展了深度合作，正在构建一套系统性的科普赋能体系，覆盖医学科普内容生产到传播的全流程，未来我们将推出“AI科普助手”，输入关键词即可自动生成“患者常问”“政策红线”“灵感话题”等不同领域的选题建议。
来源：医学界
校对：蔡 菜
运营：莉 莉
责编：汪 航
值班：徐李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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